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酷游电竞官网华丽转身,发展县域经济未有过时

文章作者:酷游电竞赛事竞猜 上传时间:2019-08-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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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窝蜂地撤县设市、设区,反映出地方政府除了盯着农民的土地,抠土地财政,已经没有心思搞农业现代化、工业信息化了。”彭真怀在各地调研了解到,并不是所有地方都适合扩大城市规模,搞行政造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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沉寂16年之后,“县改市”借“新型城镇化”之名,再次高歌猛进,大有卷土重来之势。据统计,至少有138个县酝酿撤县设市,广东、贵州、云南和陕西4省就有60多个县提出撤县设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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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典型的政绩冲动,与加大县城和小城镇建设的战略意图背道而驰。对其中的胡作非为如不明令禁止,耽误发展不说,还会严重冲击农村社会稳定。”中国人民大学新型城镇化研究小组负责人彭真怀严词指责。

县域经济作为一种行政区划型区域经济,是城市经济与农村经济的结合点,是我国国民经济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和战略基石。近年来,我国县域经济取得了长足的发展,但是城乡二元结构体制制约了县域经济的发展。在工业化、城镇化、信息化、农业现代化的大背景下,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县域经济发展提供了什么样的发展机遇?新型城镇化将对县域经济发展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呢?本报记者就此专访了中国社科院农村发展研究所所长魏后凯。

导读

“县改市”会不会重新启动虽然仍未可知,但过多的县改为市或区,将冲击以县制为基础的治理制度,这不仅会造成虚假城市化,更会为中国未来发展埋下无可挽救的隐患。

县域经济迎来新机遇

随着新型城镇化的发展,城市规模不断扩大,部分位于城市周边的县域和综合实力较强的县域正在向城市转型。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深入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的实施意见》中提出,加快设市改区步伐,根据国家有关规定积极、有序、稳妥地开展行政区划调整。我省部分县级行政区域已经或正在实现设市改区。从“农村”到“城市”,一系列相应变化或者变革随之发生。如何完成“华丽转身”?怎样避免转型中的误区?县域经济在转型升级中如何把握住方向?最近,省社科联组织专家学者深入我省典型地区调研、思考、建言。

“县改市”出政绩

记者:县域经济这一概念曾经兴盛一时,但是,近年来却少有提及县域经济的概念。不少人觉得县域经济过时了。您怎么看待这个问题?当前县域经济发展情况如何,存在什么样的问题?

产业升级:急需尽快解决的突出矛盾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县域经济迅速壮大,相应地要求行政权力和管辖范围扩张升级,县升格为市一度成为切实可行而又风光无限的扩张模式。

魏后凯:不能说县域经济过时了,也不存在县域经济过时的说法。县域是一个行政区划概念,县域经济属于区域经济的范畴。区域经济按行政区划可分为省域经济、县域经济、镇域经济和村域经济。

县改区是一个国家城市化进程的必然产物,是市场经济成长过程中的重要标志。可以预期的是,随着我国经济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县改区将是一个热门话题,城市化的趋势是不会随着人们的意志而转移的。

仅1994年-1996年间,全国共有95个“县改市”,其中,江苏、山东、浙江等省“县改市”较为突出,江苏苏南的县基本都升级为市。

县域经济是国民经济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我国的县域经济有特定的重要性。县域一般包括县和县级市,其战略地位十分重要。我国现有1875个县及县级市,面积占全国国土面积的90%以上,人口占全国总人口的近70%。

县改区前,一般在产业上都存在共同的短腿:工业经济欠发达,服务业发展不成熟,产业层次较低,农业农村人口比重较高。这些问题有可能制约县改区后的成败。为此,我们急需尽快研究解决产业升级这个突出矛盾。

对于县级单元来说,“县改市”之后可获得更高的税收返还比例、城市维护建设税等收入,还可以得到更多的建设用地指标、工业项目、水资源占用量等好处,在当时客观上这也符合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事实证明,改市之后,江苏、山东、浙江等省的县域经济也得到了快速发展,每年的全国百强县排行榜基本都被这三个省占据。

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县域经济虽然取得了长足发展,但长期以来形成的城乡二元结构,很大程度上制约了县域经济的发展。与此同时,县域经济发展中区域不平衡的问题突出,东部沿海地区发展快于好于中西部地区,在全国百强县中,来自东部沿海省市的县占据了绝大部分;县域经济发展特色不突出、同质化发展等问题较为明显,这又从不同侧面影响到县域经济的发展。

1 以园区为载体,加快转型升级

“在特定时期,县改市不失为一条有效的发展道路。”国家行政学院公共行政教研室主任竹立家认为,城镇化快速发展,就需要给中小城市放权,让他们有扩张和发展的欲望。如果一个县的经济发展水平比较高,城市规划面积到位,财政收入达到一定的水平,人口聚集达到一定的能量,自身的造血能力大幅度提高,就可以变成市,使农民就地变成市民。

县域经济对我国国民经济发展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我们研究发现,一个省域经济比较强,主要强在县域经济;一个县域经济强,主要强在镇域经济,一个镇域经济强,主要强在村域经济。广东、浙江、江苏等省域经济发达,主要强在县域经济发达。从城市发展水平来看,广东、浙江、江苏等东部省份与陕西、四川等西部省份的城市发展水平差别不是很大,而县域经济发展水平差别却很大。

园区经济是现代经济的代表,更是一个地方区域经济的竞争优势所在。从现状来看,我国所有“百强县”无一不是园区经济发达县,凡是园区经济发达的地区,都是区域经济发达的地方,也是城镇化较高的地方。县改区市后要将园区经济作为产业转型升级的重中之重突出抓好。一是通过园区做大经济总量,带动现代服务业的发展;二是通过园区经济的发展吸收更多的农村人口就业,加快城市化进程;三是园区经济能够为地方经济发展提供强有力的财政支撑;四是增加县域人民的平均收入,彻底告别传统的农村经济时代。因此,园区经济可能是决定县改区市以后能否尽快转型的关键要素之一。县改区市后,加快园区经济发展要突出三点:一是区域特色,要围绕资源禀赋发展特色园区;二是突出抓重大项目引进,以大项目带动产业链的形成和产业集群的实现;三是要主动对接更高层次的区域经济,例如苏州的飞地模式值得我们学习借鉴。

酷游电竞官网,然而这一轮的“县改市”风潮,被中央政府1997年紧急叫停。彭真怀研究认为,中央之所以这么做,是因为当时很多地方盲目追求县改市,冲击了县制为主要特色的传统行政管理系统,造成很多县级市出现“虚假城市化”弊病,比如市区农村人口比重过大,城郊比例失调,城乡概念模糊等等。

目前,新常态下县域经济社会发展既面临着上述诸多挑战,也迎来了巨大的发展机遇。党的十八大以来,为了更好更快推动县域经济社会健康发展,中央在破除城乡二元结构,形成城乡一体化发展体制机制方面出台了多项重大改革举措。改革力度之大、领域突破之深前所未有,这些都为县域经济发展和整体水平的提升,创造了前所未有的机遇

2 改造传统农业,加快农业产业融合发展

“现在这些老毛病又发作了,简单把县一撤了之,搞硬生生的‘拉郎配’,甚至农民‘被上楼’,背离了新型城镇化的初衷。”他说。

县域“四化”如何推进

县改区市后不可能放弃传统农业,但必须对传统农业进行提质改造。美国着名经济学家,1979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舒尔茨认为,改造传统农业的关键是要引进新的现代农业生产要素,即建立一套适于传统农业改造的制度,从供给和需求两个方面为引进现代农业要素创造条件,对农民进行人力资本投资。另一方面是需要“技术变化”。就制度来说,存在两种主要的方式:命令方式和市场方式。前者依靠国家权力来组织农业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后者依靠市场上的经济刺激调节新的农业要素投资。后者的效率要远远高于前者。就技术而言,它是改造传统农业的关键因素。不仅需要寻找特殊的新的生产要素,而且需要寻找传统农民能够接受的新的生产方式。也就是需要从供给和需求两方面探求新的现代农业生产要素。高效农业、休闲农业都是可以选择的举措,要在提高农业的单位附加值上作文章。一是引进现代高效农业项目,政府做好基础服务和推广;二是走出去,学习台湾、韩国等发达地区的成功经验,让少部分从事农业种养业,更多的人从传统农业中走出来,从事服务业等;三是胆子更大一点,利用中央鼓励发展现代农庄经济的契机,在本区域内探索发展一批高水准的现代农庄。

如何释放县域经济的活力一直是行政区划改制的中心议题,不可否认,扩权强县无疑是城镇化的下一个增长点。“但我们要对新型城镇化重新理解,不能走入误区,甚至走向反面。”彭真怀表示。

记者:当前县域经济发展与工业化、城镇化、信息化和农业现代化紧密联系在一起。您怎么看待县域经济与“四化”同步发展的关系?

3 依托园区经济,发展现代服务业

“省管县”遇阻“县改市”回潮

魏后凯:县域经济属于区域经济的范畴。区域经济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综合性,县域经济发展就存在工业化、城镇化、信息化和农业现代化“四化”同步发展的问题。但是,县域层面的“四化”与国家层面的“四化”有所不同。

县改区有一个硬指标:从事非农业人口要占区域人口总数的70%以上,二三产业占区域经济总量的比重不得低于75%。如何加快农业人口的转移,这是必须面对的现实矛盾,唯一出路是发展第三产业。

“县改市”暂时被冻结之后,县级扩权的冲动没有得到释放,转而通过“省管县”的方式探路突围。

从县域农业现代化来看,农业绝大部分在县域,农业现代化是县域经济发展中的一项基础性工作,是推进县域经济发展的基础。

改造传统农业需要发展第三产业,加快园区经济发展需要第三产业与之配套。三产业正在发生根本性变革:一二产业与第三产业深度融合,通过第三产业,提升一二产业的市场竞争力,加快一二产业的转型升级。另一方面,通过一二产业的发展,滋生了新的第三产业,这种产业的更新换代正是传统产业转型升级的一个新特征。生产性服务业是现代服务业的核心内容,而现代制造业发展的新趋向是将制造与服务紧密融合在一起。推动制造业与服务业融合,有利于形成聚合效应、倍增效应,加快新旧发展动能和生产体系转换。要以激发制造企业创新活力、发展潜力和转型动力为主线,同时把服务业发展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促其驶入加速发展的“快车道”,以建设制造业与服务业融合“双创”平台为抓手,围绕制造业与服务业融合关键环节,积极培育新模式新业态,努力把服务业培育成县改区市后培育新兴产业的“新引擎”。在当前国际产业转型中,现代服务业和先进制造业双轮驱动是一个新的规律。一方面,制造业的转型升级必须要有相匹配的生产性服务业作支撑;另一方面先进制造业在发展进程中,本身就会衍生出强大的制造服务业。这种融合既可为服务业发展赢得更大市场空间,又可为制造业升级提供有力支撑。要推动研发与设计、软件与信息服务、质量控制、现代物流、营销渠道等知识密集型服务业与制造业的深度融合与互动,开创现代服务业和先进制造业双赢局面。推进制造业的服务化、定制化和互联网化,一些传统的工业产业,可以从制造领域向服务领域拓展业务。未来的生产性服务业也要努力通过“机器换人”和“互联网 ”,走向“智能服务”。可以预计的是县改区市后随着园区经济的发展,必将迎来服务业的飞速发展,首先是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

浙江是最早推动强县扩权的省份之一。早在2002年,浙江省按照“能放都放”的总体原则,将313项原属地级市的经济管理权限下放给20个县市区,成为“省管县”浙江模式。

从县域工业化来看,县域推进工业化是有条件的、差别化的和有重点的,一定要符合国家主体功能区规划的要求。处于限制开发区和禁止开发区的县域,就要限制、禁止搞大规模的工业化和城镇化。因此,县域工业的发展,一定要因地制宜,一些交通条件比较好、距离城市比较近和发展基础比较好的县域,可以搞工业化,而那些地处重要生态功能区的县域,就不能也不应该搞工业化。

(作者系省人大法制委委员,长沙大地经济发展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会主席)

之后,中国许多省市开始推行财政“省管县”的单项试点,这被认为是强县扩权、壮大县域经济的重大改革举措,而在十年之后的今天,“省管县”已经处于胶着状态、踯躅不前。

从县域城镇化来看,各县域都需要推进城镇化,即使经济发展比较落后的地区和重要生态功能区,也存在推进城镇化的问题。我国县域城镇化水平低于全国城镇化平均水平,各省区的县域城镇化水平也低于省域城镇化平均水平。

从农村管理者转变为城市管理者

虽然全国共有27个省份1080个县实行了财政省直管,但相对其他领域的改革,各地推进热情并不太高。从目前来看,具体的障碍就是地级市不愿放弃县的直接管辖权,不管是对经济发达县和不发达县都不愿放,都觉得管得越大越好。

从县域信息化来看,县域信息化对于县域经济发展非常重要,县域信息化包括城镇信息化和农村信息化,应该形成城乡一体的信息网络。

湖南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省委党校基地

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副所长王朝才认为,省管县的试点主要是财政权限的试点,在“财权”上绕过了市里,这对地级市冲击很大。而矛盾之处还在于,人事、发改这些权力还归市里管,县领导仍然受制于市,放不开手脚。

当前我国正在深入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这将为县域经济发展带来前所未有的活力。通过积极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在经济领域加强优质供给,使供给体系更好地适应人民群众需求结构的变化,为消费者提供更多的高品质产品、个性化服务,加快需求的升级换代,为县域经济发展提供新的需求拉动;在公共服务领域,将补齐社会事业发展不足的短板,为实现经济与社会协调发展创造条件,让发展的成果惠及人民群众。

设市改区,不是行政区划的简单变化,不只是名字称号上的改变,它是一个地区经济发展达到一定程度的必然结果,随之而来的是从规划编制到体制机制到管理理念的全方位的变化。地方政府的角色实现相应的转变:从农村管理者转变为城市管理者。

强县扩权、省管县遇阻,县域转而寻求另外的方式来突破发展瓶颈,“县改市”再次进入视野。一些强县甚至准备了相关的上报材料,只待中央政府一声令下。

“撤县设区”影响几何

首先是管理理念上的转变。在我国,县和市的主要区别一般在于,县以农业为主,市则是以工业、服务业为主。设市改区很大程度上是非农产业和新型城镇化发展到一定阶段后的必然趋势。设市改区要求更加重视县域的非农产业发展,进一步做大做强非农产业,增强非农就业机会,吸引更多的农村劳动力向城镇转移。同时,伴随着区域非农产业不断强大,工业反哺农业、城镇反哺农村的能力进一步增强,更加有利于促进城乡一体化。具体而言,一是把工业发展放在突出位置,促进产业集群发展,大力发展特色效益农业; 二是大力推进以人为核心的城镇化,加快推进产城融合,进一步提升城市功能;三是优化投资环境。完善县域内基础设施,改善投资硬环境,加强干部作风建设,引导形成优良的社风民风,形成包容、开放的投资软环境。现代经济中的政府的管理角色大多就是服务功能,在设市改区的过程中,政府的服务功能将得到进一步显现;四是提升环保意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县变为城市或市区,环境保护的意识必须进一步加强,传统的城市化进程往往以牺牲环境为代价,而在现代经济体系,优美的生态环境将是区域竞争的制胜法宝。

但“县改市”的闸门并没有完全解禁,直至2010年,民政部只批复了云南蒙自、文山两个县撤县设市,江西德安县部分区域设立共青城市的申请。

记者:近年来,随着城市化的快速发展,“撤县设区”数量持续上升。“撤县设区”被认为是城市化水平的体现。您怎么看待“撤县设区”对县域经济的影响?

其次,实现体制机制的转变。从体制机制转变的要求来看,撤县设区和撤县设市有所差异。撤县设区要从县域相对独立的管理体制向统一管理体制转变,撤县设区后,县域将变为城市的一个区,发展规划必须与城市统筹协调。现实中,部分县域撤县设区后,发展规划、公共服务并未与中心城区统筹协调,老百姓并没有享受到撤县设区应该带来的福利。我省某县撤县设区后公共交通、义务教育等公共服务并未与中心城区实现一体化,老百姓并未享受到撤县设区的实惠。因此,撤县设区后,应以提供服务、改善民生为中心设置机构,县域内相关行政管理部门必须服从要求,理顺好管理体制,实现权力与县域转型后相匹配,以及所在县域与城区公共服务一体化。

但今年年初,民政部在不到两个月的时间内连续批准吉林扶余、云南弥勒“县改市”名单,这一动作被看作是“县改市”全面解禁的信号。

魏后凯:撤县设区属于行政区划调整的范畴,科学的行政区划调整有助于促进区域经济的发展。目前县改区已成为一些城市拓展发展空间,做大城市规模的普遍做法。造成撤县设区快速推进的主要原因,一是城市扩张的需要。当一个城市发展空间不够、需要用地指标的时候,就会通过撤县设区来拓展发展空间;二是城市集权的需要。县改成区后,规划建设的某些权限就会上收市里,有利于大城市在辖区内进行统一规划,有利于推进区域一体化发展、协同发展。但是,这也助长了大城市的“摊大饼”现象,一些地方总是想依靠行政区划的调整来解决存在的问题。

撤县设市则要求从“市管县”向“省管县”转变,扩大行政管理权限,使县一级政府具有更大的自主权,减少管理层次,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提高管理效率,带动县域经济“驶入高速发展的快车道”。因此,应积极向上争取更大的管理权限,进入省直管县体制改革试点县范围,争取省直单位对撤县设市后的对口部门领导进行全面的业务培训。通过培训和指导,提高撤县设市后的政府部门的业务工作水平,提高县一级政府的行权能力。同时,撤县设市后,在政府部门设置和编制确定上,应以城市经济和城市管理部门设置为主。

加之,借助新型城镇化战略的东风,“县改市”风潮再起,引起专家学者的普遍担忧。

1997年,国务院批准最后一个撤县设市的行政区湖北汉川后,正式冻结县改市,到现在已近20年的时间了。在新一轮的城镇化大潮下,将下属的县改区,纳入城市行政区范围,壮大中心城市的发展空间,成为很多大城市通常会采取的方式。目前全国中心大都市已基本将周围的县改为区,一些普通地级市也纷纷将周边县市撤县改区。这样带来的后果是,城镇规模增长呈现两极分化:大城市摊大饼式发展,数量越来越多,人口和空间规模急剧膨胀,大城市病越来越严重;而中小城市比重甚至数量在不断减少,小城镇相对在衰退。这样不利于城镇化的推进。

第三,实现规划编制与实施的转变。从规划编制与实施的要求来看,撤县设区要求将县域的发展规划统一纳入中心城区,实现县域交通、产业、能源、环保和公共服务与中心城区一体化,避免城市市辖区面积越来越大,但建成区的比例却并没有因此升高,出现“虚假城市化”的现象。撤县设市则要求树立“多中心”规划理念,以城市群为主体形态推进新型城镇化,除了中心城区这一“主中心”以外,还应该在周边地区规划相应的“副中心”,疏解中心城区部分功能,解决中心城区日益严重的“城市病”问题。同时,通过完善公共服务功能,做大做强“副中心”,形成等级规模合理、功能清晰、相互密切联系的新型城镇体系。

“很多人对新型城镇化缺乏常识性的判断,仍在片面追求城市空间扩张,大兴造城运动,借新城之名,行夺地、争地和占地之实,抬高房价和地价。”彭真怀说,如此放任下去,被严重扭曲的新型城镇化就会演变成一场灾难。

破解城镇两极化发展的现状,重点是要加快推进县域城镇化,尽快恢复设市工作,探索多元化设市模式,主要采用县改市、镇改市和切块设市三种模式。对于建制镇改革的方向,应该扩权强镇,发挥建制镇发展经济的积极性,激发建制镇的内生动力,把建制镇做大做强做好。每一个建制镇发展好了,县域经济就发展好了。

在嬗变中把握住方向

“县改区”矛盾重重

县域治理统筹推进

面对经济全球化、新型城镇化、经济转型升级、发展新常态等多重挑战,县域经济在嬗变中如何看清自我,找准定位,既是一个现实问题,也是一个理论问题。如何破解县域经济发展在转型时期的难题,找到转型时期县域经济发展的新路径。顺应经济社会发展大势,必须紧紧围绕几个关键词:创新、开放和协调。

从1997年以后,“县域”扩权并不是单线进行的,在“县改市”受困的情况下,撤县改区成了很多地方政府新的城市化突破口。

记者:随着县域经济的发展,县域治理的要求不断提升。您觉得县域经济发展与民生、环保、产业升级的结合点应该是什么呢?您认为未来县域治理应该从哪些方面着力呢?

创新是实现县域经济转型升级的核心。创新是历史进步的动力,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它决定着发展思路、发展方向和发展面貌,决定着发展的速度、规模、结构、质量和效益。创新不仅意味着要摆脱过往发展的路径依赖,摒弃旧有的思维定势和发展模式,还意味着要有新办法、好办法。要在现实层面上,破除体制机制藩篱,唤醒沉睡的各种资源要素,全面激发市场、政府发展的新功能。县域经济发展,特别是像湖南这样内陆地区的县域经济发展,大多面临着产业同质化现象越来越严重,产品销路不畅;产业发展不起来,企业难引进等问题。如何破解这种困局,唯有创新。首先是观念要创新。在发展产业层次不高、资源要素短缺、城乡二元结构明显等重重困难面前,县域经济有没有前途,能不能发展?答案是肯定的,决策者必须有信心、有决心、有雄心。今天,县域经济随着时代潮流从“农村经济阶段”、“乡镇企业发展阶段”向工业化、现代化、城镇化、信息化、数字化的“五化”阶段迈进,要充分认识到“五化”是县域经济发展的新机遇。在“五化”阶段,再不能就农业论农业,就农村论农村,而应该以市场为导向,因地制宜,“宜农则农”“宜工则工”“宜商则商”“宜游则游”,抓住当地区域的比较优势,优化配置资源,将农村的资源、城市的消费和支柱产业、农民就业等有机结合起来。要打破单一产业发展思路,推动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要选准主导产业,开拓空间市场,培育新兴业态,要以工业化为核心,城镇化为方向。要把创造最佳投资环境和最佳人居环境,作为县域经济发展的最重要目标,及时转变政府职能,增强规划、服务和经营意识,用“投资环境是县域经济发展第一竞争力”的思想理念去引进企业,用“企业是第二产业,政府是第三产业,干的就是服务业”的实际行动去留住企业。在发展过程中,还可以通过“退散进集、腾笼换鸟、机器换网、亩均税收”等措施占领转型升级的制高点。

根据民政部数据,全国市辖区数量从2000年的787个增至2011年的857个,县级市则从400个下降到369个。

魏后凯:县域是一个区域的概念,民生、环保、产业是一个纵向的概念。一个县域任何问题都存在,如党建问题、基层工作问题、产业发展问题、社会治理的问题、城镇建设问题和信息化问题,等等。

开放是实现县域经济转型升级的关键。现代县域经济不是县内经济,县域经济发展要依托本地发展,要依靠本地资源,但绝不能画地为牢,自我设限,县域经济必须是开放型经济,只有开放才有出路。转型升级条件下的县域经济更要求以大开放的视野,在更大的区域内进行资源配置,必须跳出县域范围,不再局限于“就近配套”“梯度转移”等旧观念、老办法,而是要在全国乃至世界范围内去寻觅项目、寻找资金、寻求发展,努力确定全球化竞争优势。必须顺应经济市场化、市场国际化的大趋势,按照比较优势的原则和开放型经济的思路来提高区域块状经济的发展水平。特别是内陆地区、发展落后地区的县域经济,更应走出一条外向带动、后来居上跨越式发展的新路。县域经济的开放性同样体现在特色化、多样化上。县是一个特定的地理空间,有其独特的历史人文、特定资源,充分利用这些特色,做到“人无我有、人有我新、人少我多、人多我特”,这样就有了单个特色化,整体多样化,其竞争优势就显现出来了。特色产业一、二、三产业都可以搞,特色就是优势,优势就是竞争力,发展特色经济,关键在特色产业,并逐步形成特色产业集群,从而实现以特色产业带动整体发展。开放要在改革上“放手”,鼓励县域经济突破体制障碍;要在政策上“放活”,保护县域经济政策创新;要在管理上“放松”,扩大县域经济自主权。县域经济是蕴涵潜力、充满活力的区域经济,有其自身固有内涵的综合性,它既是农村经济和城市经济的综合体,也是一、二、三产业的综合体,还贯穿投资、生产、流通、分配、消费等全过程。转型时期发展县域经济,既要以农业、农民、农村经济为主体,更要以工业化、城镇化、现代化为目标方向。

在2009年省财政管县等政策实施后,一些地级市政府担心所属县脱离自己的控制就纷纷把下属县改为区。

县一直处于承上启下的关键环节,县域发展在国家发展和治理中非常重要,县域经济是发展经济、保障民生、维护稳定的重要基础。县域治理不仅仅在于推动经济发展,还要统筹推进民生建设、社会秩序、民主法治、生态文明建设,实现均衡发展。

协调是实现县域经济转型升级的保证。县域经济是农村发达、小城镇发展、农民致富的重要途径。发展县域经济,“三农”问题不可避免,因此,转型升级中的县域经济发展,必须全县一体规划,一个蓝图,并确保在全县范围内进行资源合理配置、产业全面协调发展、城乡之间融合发展,并达到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同步发展,以此化解“统筹城乡发展、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统筹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发展”这一困扰中国城镇化、现代化进程的“三大难”问题。协调的前提是发展,在转型升级的新形势下,要以工业园区为重点,实现县域工业新突破。工业园区是工业化和城镇化的结合点,是县域扩大开放的重要载体和承接项目的最佳平台。要富裕农民,就必须减少农民,农村工业化、农村城镇化是重中之重。抓园区、抓工业、抓城镇化要有机结合起来,变“造园”为“造城”。这样,既发展了一二产业,又发展了三产业,既拉动了生产,又带动了消费。要做大做强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实现县域农业的新发展。农业产业化是富民强县的有效途径,农业产业化的发展必须依赖于龙头企业的带动。这是与农业结合、与农民结合首要途径。县域经济是城乡一体化经济,既要看经济数据,又要看资源环境,还要看人文环境。既要看发展速度,又要看环境质量,从而实现“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留得住乡思”的绿色发展。

目前全国中心大都市已基本将周围的县改为区。以广东为例,在珠三角地主要县改为区之后,东西北地区县改区亦不少,去年广东清新县、揭东县先后撤县改区。

我认为未来县域治理要从以下几个方面着力:一是加大县域环境治理。目前我国县城、建制镇、村庄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严重滞后,与城市的差距很大。如2013年城市污水处理率为89.3%,对生活污水进行处理的建制镇比例只有18.9%,村庄只有9.1%。又如2013年城市燃气普及率为94.3%,建制镇只有46.4%,村庄只有19.8%。因此,要提高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水平和公共服务水平,加快农村环境整治工作。二是加强县域乡村治理。现在,城市治理已经实现社区化,而农村治理水平相对较低,未来要实现城乡社区统筹治理。三是县域要统筹城乡一体化发展。实行全域规划、全域保护、全域管理,一些有条件的县域要实行全域旅游。四是县域经济发展一定要有产业支撑,因地制宜,发展有特色的优势产业,如特色农业、农产品加工业、乡村旅游等。(经济日报记者 刘 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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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百强县诸如顺德市、锡山市、吴江市等相继变为市辖区。广东增城市、湖南长沙县、四川双流县等发达县市也可能面临变区的命运。

责任编辑:梁冰清

今年年初,“县改市”可能开禁的信号,一度让很多经济强县兴奋,并与“县改区”发生着强烈的冲突。

5月8日,浙江长兴因“撤县改区”酿就一场风波。长兴是全国经济强县,行政区划隶属湖州市管辖。长兴县多年来就一直在为撤县建市做准备,没想到湖州却提出“撤县变区”。

长兴作为浙江财政“省直管县”,财政80%留给自己,20%交给省里。变成区之后,一半要交给湖州。这引发了长兴县委四套班子、企业和当地群众的强烈反对,并联名发出措辞严厉、态度坚决的“一封信”:“假如湖州市委、市政府一意孤行,长兴县所有党政机关、乡镇的一把手也将集体辞职……”

在县改区方式上,县级政府与地级政府显然存在不小的利益冲突,面对汹涌民意,湖州市决定暂停“撤县设区”计划。

“最根本的还是地方利益之争”,竹立家说,相比之下,县级政府对“县改市”更为渴求,而地级市则更迫切地希望“县改区”。这两种力量此消彼涨,一直在较量。

地级市喜欢“县改区”,一是为壮大本身的经济实力,二是获取更多的财政资源,三也是市领导政绩的表现。”竹立家说。

“县制”的未来

中央政府力推新型城镇化之后,各地政府都在快马加鞭,把“县改区”、“县改市”变成抓手,借此寻求更大的发展权限、更大的发展空间。

学者质疑,无论是撤县设市、设区都不能盲目推进,这不是新型城镇化的发展方向。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副教授李力行,研究了大量的县改市案例,他发现,尽管县级市相比于县,财政收入扩张更快,但在创造制造业和服务业就业方面,以及在教育和卫生等公共服务的指标方面,县级市都没有明显胜过县。这说明,在民生方面,“县改市”并没有带来明显的改观。

同样,对于县改区,竹立家研究的结果是:

大量的县改区,成为大中型城市扩张发展空间、获取土地的最好办法。一些本来自身经济发展较为突出的县改为区之后,自身的发展动力也随之弱化。以顺德为例,在改区之前,顺德一直在全国领先,但后来就不如昆山、江阴等地了。

“一窝蜂地撤县设市、设区,反映出地方政府除了盯着农民的土地,抠土地财政,已经没有心思搞农业现代化、工业信息化了。”彭真怀在各地调研了解到,并不是所有地方都适合扩大城市规模,搞行政造城。“有一个地级市,把城镇化指标逐级分解到县、到区、到乡镇,弄得官不聊生,民不聊生,民怨四起。”

彭真怀表示,县改市或者县改区并不是此轮新型城镇化的突破口和重点,“传统城市化,是为政府自己服务,政府要搞GDP,经济增长,要城市美化,要政绩;而新型城镇化是以人为本的城镇化,要为进城的农民服务,我们要重新理解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

“撤县设区”把权力上收到地级市;“撤县改市”在名分上有了升格,这种翻烧饼的做法并没有实质性的民生意义。客观地看,这些地方政府简单地把造城作为做大经济总量的工具,实际上是在挑战最为敏感的社会安全底线。

彭真怀表示,必须坚决反对这种错误做法,既要走出新型城镇化就是片面抓城市的误区,更要走出新型城镇化就是消灭“县制”的灾区,防止这个重大的国家战略刚起步就被严重扭曲。

本文转载自《中国民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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