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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高官也要傍大款,这个人因为受不住诱惑

文章作者:国际资讯 上传时间:2019-05-22

“积玉堆金官义崇,祸来倏忽变成空;

五年荣贵今何在,不异南柯一梦中。”

包拯、秦桧对待富人的不同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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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文字讲究忒多,光写法就有正、草、隶、篆、行五种。这还不算,每种字体中还体中有体,比如欧体、颜体、柳体、刘体等等。可以看出,这些不同风格的字体,基本都以其代表人物或创始人的姓氏来命名。但有种字体的名称,却不是创始人的姓氏,而是用朝代名来代替。这种字,就是大家最为熟悉的宋体字。
宋体字的创始人叫秦桧。秦桧是个众所周知的大奸臣。但是,从古至今,但凡奸臣,却恰恰都是博学多才之人,秦桧也不例外。秦桧不但博学多才,在书法上也造诣极深。他博采众长,勤学苦练,终于创造出了一种横平竖直、横细竖粗、棱角分明、结构严谨、整齐均匀的字体。当时正值雕版印刷技术刚刚兴起之时,而这种字体又特别适合这种技术,所以得到了迅速的推广。
但问题是,秦桧是个大奸臣,这么高大上的东西怎么能和一个大奸臣联系在一起?于是,人们便毫不犹豫地把“秦体字”叫叫了“宋体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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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对秦桧创造了“宋体字”这一说法,很多人存有质疑,认为这是谣言,是误解,是伪造历史。但我对此却不以为然,虽然我没有任何证据。甚至,即使有人提供出再有力的证据,我也会一如既往地、坚定地认为“宋体字”就是秦桧发明的,因为这一说法符合我的写作要求。但是,咱得把话说清楚,这一无耻之举可不是我的专利。古往今来,篡改历史,伪造历史,从而让历史为我所用,那是人们非常愿意做的事情。比如那个发明了“颂体诗”的许敬宗。
许敬宗是名历史学家。像秦桧一样,他也博学多才,而且口齿伶俐。他早年从瓦岗寨投奔李世民,做了李世民的大秘。然后,凭着他的学问,当然,不只是历史方面的学问,一步一个脚地印往上爬,终于做到了宰相的高位。他曾经用他丰富的历史知识和口若悬河的口才技巧,把唐太宗讲得心服口服,把唐高宗讲得心惊肉跳,把武则天讲得心花怒放。当然,他也把太子李贤讲得撒手人寰,,把新皇李显讲得滚下龙椅,把一批老臣讲得客死他乡。又当然,他更多的时候,是把丰富的历史知识用于篡改历史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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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因为许敬宗是历史学家,所以他很长一段时间是主持国史馆的工作,负责编纂国史。但这位历史学家却把国史当成了他媳妇儿的脸蛋,任意打扮。对他有利的人他便不吝粉饰,跟他有仇的人他则盛加其罪。
还在隋朝的时候,虞世基与许敬宗的父亲许善心一起被宇文化及杀害。当时在场的封德彝看到了这样一帽画面:虞世基被杀前,弟弟虞世南伏地而行请求替兄受死;许善心被处死,儿子许敬宗手舞足蹈来求生。封德彝把这事到处宣传,搞得许敬宗很没面子。于是,到了给封德彝立传的时候,许敬宗就把封德彝臭白的不行不行的。许敬宗为了贪图钱财,把一个女儿嫁给了左监门大将军钱九陇。但这钱九陇出身不好,曾是皇家的奴隶。于是许敬宗不惜笔墨,替钱九陇伪造档案,乱加功绩。许敬宗的儿子娶了开国名将尉迟敬德的孙女为妻,所以在为尉迟敬德立传的时候,就把他的过失与错误统统隐去。太宗皇帝曾做《威风赋》赐给长孙无忌,但到做传的时候,他却写成了赐给的是尉迟敬德。庞孝泰是一个懦弱无能的少数民族将领,率兵征高丽时让人家好一个胖揍。但许敬宗收了人家老庞头许多礼物,所以在做传的时候,庞孝泰就不是一个被胖揍的老庞头了,而是一个斩获敌贼数万、凯旋归来的大英雄。
许敬宗不但是历史学家,文学功底同样深厚。尤其是他发明的“颂体诗”,更是中国文学史上的光辉成就,直至今日,仍被广大文学爱好者竞相效仿,津津乐道。
其实,“颂”这种文体也不是什么新鲜货色,《诗经》中不就有“颂”了吗?但此之“颂”非彼之“颂”也。许敬宗的“颂体诗”不是上官仪一样的单纯“颂美”,而是歌功颂德、粉饰太平的应制之作。用杨炯的话说,那叫“骨气都尽,刚健不闻。”为了能更加切实有效地迎合高宗武后喜听谀词颂音的心理,在举国上下掀起一个竞作颂体诗文的高潮,许敬宗不但自己笔耕不缀,勤奋创作,还办培训,出杂志,甚至煞有介事地提出了一套“明时作颂,润饰宏业”的诗词创作理论。他的理论认为,诗词创作不能有“怨刺”,不许用讽谏,而是要“唏圣藻于天文,听仙章于广乐”,即从天地合道的角度夸赞圣主之功德的颂体诗文。为了使这种马屁文别太露骨,当然还得吸收前辈们的文学成就,使其不但有歌功颂德的内容,还要有富丽华美的形式。
许敬宗位居相位,又为朝右文宗,再加上不遗余力地宣传推广,他发明的“颂体诗”,终于在朝野间被争相仿作,广泛流行,形成了举国上下“颂音”一片的大好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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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很遗憾,修国史、作“颂诗”的许敬宗,被后来的修史者列为了唐朝第一奸臣。但他又很欣慰,因为把他列为第一奸臣的理由,竟然与他篡改历史、作“颂体诗”毫无关系。最早提议将他列为奸臣第一名的人,是太常博士王福畤,但王博士把他列为奸臣的理由却是:一,将长子许昂流放岭南,无父子之情。二,为贪图钱财远嫁女儿于蛮夷,无伦理之仪。三,生活作风有问题,奢侈腐败,无家国之法。但仔细想想,这几件事,纯属个人生活问题,与奸臣不奸臣的,也不沾边啊?
这就怪了!如果说“颂体诗”是好东西,那为什么这么好的发明专利却要让一个大奸臣去独享,而不是像“宋体字”那样改叫“唐体诗”?如果说“颂体诗”不是好东西,那为什么这烂货不能成为许敬宗之所以是奸臣的理由?难道,不管是忠臣还是奸臣,都把“颂体诗”当成了宝贝?
看来,这事在历史中不好找答案。那么,咱们从现实中重新捋捋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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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牟利,他竟在首都粮食匮乏、居民普遍挨饿之时,不顾杨坚的禁酒令,“使妾赁屋,当垆沽酒”,让其爱妾租下门面房,开起了,发国难财。有人弹劾刘昉,说他职位很高,“厚禄已淹”,俸禄多了去了,应该知足了。然而他却像商人一样追逐酒的利润,追求微末之利(相对于巨万赏赐和极高俸禄,酒的利润还是小的),若不查究,何以整肃官场?杨坚可能是念及刘昉的昔日功劳,下令不予追究,放了他一马。

但是,杨坚念他有功,此事便不了了之了。

在隋文帝夺取北周国柄,取静帝而代之的过程中,刘昉立有大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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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拯曾任开封知府,官至副枢密使。《宋史·包拯传》说:“拯为开封,其政严明,人到于今称之。”又云:“拯立朝刚毅,贵戚、宦官为之敛手,闻者皆惮之,人以包拯笑比黄河清……京师为之语曰:关节不到,有阎罗包老。”朝中有了包拯这样刚正的官员,那些王公贵戚、宦官,一个个都收敛了。民众都寄希望于铁面无私的包拯。

史书记载:秦桧为官之前,曾去往一户富人家要求资助。富人给了他5000钱,他要求再多给一点,富人不同意。而富人的家庭导师曹泳拿出了两匹绢给他,之后,秦桧拿着钱物欣然离开了。

南宋宰相秦桧则是另一种典型。宋代周密《齐东野语》一书说:秦桧走上仕途前,曾经去一富人家,要求资助。富人给了他五千钱,他要求再加一点,富人没有答应。富人的家庭教师曹泳在旁,拿出了富人给的“束修”——两匹绢。秦桧得了钱,又得了绢,这才离开。

可以说,他用自己的生命换来了一个血的教训:“贪赃、枉法得来的富贵,犹如南柯一梦,是不会长久的。”古今一直都有一个现象,有钱人喜欢巴结官员,有些想法长远的富人甚至讨好在他看来具有发展前景的读书人。

北宋宰相李邦彦之父李浦是怀州有钱的银匠,“惟喜与进士游”。他好客的名声在外,以至河东举人赴京城开封参加科举考试,路经怀州,必到李浦家拜访,而李浦总是会赠送一笔盘缠。当时人们称李浦这种做法为“结秀才缘”,意为结好于有望高中进士的举子,用钱为自己铺路。人在没有当官时,你奉承他,比他当了官后你再奉承他,效果是大不相同的。自称“李浪子”的李邦彦,后来顺利踏上仕途,不能不说与其父广泛地“结秀才缘”有关。

但是,就是这样的一个人照样对“钱财”没有任何抵抗力。古人云:“以钢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兴衰;以人为镜,可从明得失... ...”

导读:《红楼梦》第四回写道,金陵应天府门子对新到任的知府贾雨村说:“如今凡作地方官的,都有一个私单,上面写的是本省最有权势极富贵的大乡绅名姓,各省皆然。倘若不知,一时触犯了这样的人家,不但官爵,只怕连性命也难保呢!”这是对古代官员为何要“傍大款”的极好说明。

因为富人似乎非常诚心,李某便准备接受邀请。包拯认真地对李说:“他是一个有钱人,我们将来可能成为国家的官员。今天,与富人交好,难保他日不会为其所利用。”两人最终还是没有踏入富人家的大门。

开国功臣刘昉广交富商大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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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人喜欢巴结官员。有的有“眼光”的富人,还喜欢巴结在他看来大有发展前途的读书人。在这方面,包拯为古代官员树立了一个极好的典型。

包拯和李某正在一所寺庙中里学习,前往寺庙的路会途经一户富人家。这两人从来没有去拜访富人。有一天,富人在门口等着,等着两个人路过,便邀请他们进屋坐坐,但被二人婉拒了。过了几天,富人又邀请两人,并且,要以酒食加以招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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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古代,包括隋朝,商人的地位低下。“士、农、工、商”“四民”之中,商人排位最末。对于商人的着装、日常、交往、参加科举考试以及从政等等,都有种种限制。商人即使富可敌国,高官刘昉与他们也不属同一社会等级,地位高下悬殊,为何刘昉不但不鄙视他们,反而特别有兴趣与他们交往呢?人们有理由怀疑刘昉有利益上的考量。他爱的不是富商,而是富商的钱。商人到他门上来,很有可能是来“寻租”的,即用金钱换取他的权势的庇护。富商进刘昉的门,就得花钱,即需要给看门的人送“门包”,更不要说给刘昉送钱了。如果富商不时时给他献上分量极重、能够打动他的“红包”,他会“屈尊”对当时社会地位低下的富商笑脸相迎、热情招待、乐此不疲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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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拯谢绝亲戚、同乡、故人等上门,也不与他们交往和通信。他立下家规:后世子孙当官有犯贪赃罪的,不得回到老家,死了不得葬到包家。

『《宋史·包拯传》、《宋史·包拯传》、《隋书·刘昉传》、《奸臣传》』返回搜狐,查看更多

对当官的来说,穷人、富人都可以与之交往。但与富人交往尤须注意,不可一意交结富人,不可与他们拉拉扯扯,否则易于为他们所用。富人想用手中的钱,换你手中的权,你不加防备,抵御不了,就势必栽倒。

北宋时期,当包拯还在读书时,他就遇到了一个想要“结秀才缘”的富人。史料之中记录了一个这样的故事:

公元579年,北周宣帝去世,皇后之父杨坚在刘昉与郑译的策划和支持下,扶持年幼的静帝上台。杨坚自任丞相,总揽朝政,为夺取皇位迈出了关键的一步。因刘昉有“定策之功”,拜上大将军,封黄国公,前后赏赐巨万。他与郑译成了杨坚的两大台柱,当时人说:“刘昉牵前,郑译推后。”似乎朝廷政治运作离不开此二人。刘昉自恃其功,颇有骄色。

秦桧和包拯,两样作为,两样境界。像秦这样的人可以被富人所利用;而富人却完全无法在包拯这里以钱谋权。

此人特别贪财,《隋书·刘昉传》这样写他:“然性粗疏,溺于财利,富商大贾朝夕盈门。”他专喜结交商人富豪。他家座上客,除了官员,就是富商,而且从早到晚,满屋子都是富商,可见“盛况空前”。

在中国数千年历史上,贪官总是惩而不绝,而且胃口越来越大,手段越来越狠,数量越来越多。贪官们身居要职,肆天忌惮,利用手中的权力,疯狂地聚敛钱财,贪污受贿,致使辱国、败政、害民、坏业,成为了社会一大公害。

在登基之前,杨坚就渐渐疏远了刘昉。杨坚派大将讨伐叛乱的尉迥,为加强领导,统一军令,想在刘昉、郑译两人之中,委任一人为监军。谁知这二人都不予配合,不给面子。刘昉借口说,没有统兵打过仗,怕干不了。郑译推辞说,老母在堂,不能远行。杨坚因调遣不了这二人而大为不悦。后来,相继发生王谦、司马消难叛乱,杨坚忧心忡忡,寝食不安,而刘昉却“逸游纵酒,不以职司为意”,常常因酗酒误了公事,招致杨坚极度不满。杨坚就将他“晾”了起来,爵位、职位照给,不给事干,让其赋闲在家。

这里,秦桧的故事则完全是个反面教材。

北宋包拯还在读书时,就遇到过想“结秀才缘”的富人。据明代何良俊《四友斋丛说》一书,朱熹论及交际之道时,说到祖上有一本杂记,那上面记载着包拯的事迹。包拯与李某同在一座寺庙中读书,每次出入,必从一富人门前经过。二人从未去见富人。一天,富人守候在门口,等二人路过,邀请他们进去坐坐,被二人婉拒。过了几天,富人又邀请二人,还要招待酒食,因富人显得很殷勤,李某动了心,想进富人家门。包拯严肃地对李某说:他是富人,我们日后或许会成为州郡长官。今日滥交富人,他日能不为富人利用吗?二人终于没有进富人之门。包拯是庐州合肥人,过了十多年,他果然当了家乡庐州的知州。早年有意笼络包拯的那位富人,在包拯就任知州后,若想跟包拯拉拉扯扯,一定会碰壁。

而且这个人还是个只进不出的主儿,儿子娶媳妇他都能趁机捞一笔:“敬宗为子娶尉迟宝琳孙女,多得赂遗。”别人娶亲赔钱,而他儿子娶亲还能赚钱。

秦桧和包拯,两种人品,两种境界。秦桧这样的人能为富人所利用;而富人要想利用包拯为自己谋利,没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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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刘昉根本就不差钱。他官位、爵位很高,俸禄很多,杨坚前后赏赐他的财物数量极大,但钱对他来说,总是多多益善。

许敬宗并不缺钱,除了朝廷俸禄等正当收入,他还在担任多任各类史书主编的过程中,以给人立传或曲写历史等,收取高额贿赂,其生活也自然过得十分奢靡了。

导读:《 红楼梦》第四回写道,金陵应天府门子对新到任的知府 贾雨村说:“如今凡作地方官的,都有一个私单,上面写的是本省最有权势极富贵的大乡绅名姓,各省皆然。倘若不知,一时触犯了这样的人家,不但官爵,只怕连性命也难保呢!”这是对古代官员为何要“傍大款”的极好说明。对当官的来说,穷人、富人都可以与之交往。但与富人交往尤须注意,不可一意交结富人,不可与他们拉拉扯扯,否则易于为他们所用。富人想用手中的钱,换你手中的权,你不加防备,抵御不了,就势必栽倒。, 包拯、秦桧对待富人的不同态度富人喜欢巴结官员。有的有“眼光”的富人,还喜欢巴结在他看来大有发展前途的读书人。在这方面,包拯为古代官员树立了一个极好的典型。北宋宰相李邦彦之父李浦是怀州有钱的银匠,“惟喜与进士游”。他好客的名声在外,以至河东举人赴京城开封参加 科举考试,路经怀州,必到李浦家拜访,而李浦总是会赠送一笔盘缠。当时人们称李浦这种做法为“结秀才缘”,意为结好于有望高中进士的举子,用钱为自己铺路。人在没有当官时,你奉承他,比他当了官后你再奉承他,效果是大不相同的。自称“李浪子”的李邦彦,后来顺利踏上仕途,不能不说与其父广泛地“结秀才缘”有关。北宋包拯还在读书时,就遇到过想“结秀才缘”的富人。据明代何良俊《四友斋丛说》一书,朱熹论及交际之道时,说到祖上有一本杂记,那上面记载着包拯的事迹。包拯与李某同在一座寺庙中读书,每次出入,必从一富人门前经过。二人从未去见富人。一天,富人守候在门口,等二人路过,邀请他们进去坐坐,被二人婉拒。过了几天,富人又邀请二人,还要招待酒食,因富人显得很殷勤,李某动了心,想进富人家门。包拯严肃地对李某说:他是富人,我们日后或许会成为州郡长官。今日滥交富人,他日能不为富人利用吗?二人终于没有进富人之门。包拯是庐州合肥人,过了十多年,他果然当了家乡庐州的知州。早年有意笼络包拯的那位富人,在包拯就任知州后,若想跟包拯拉拉扯扯,一定会碰壁。包拯曾任开封知府,官至副枢密使。《宋史·包拯传》说:“拯为开封,其政严明,人到于今称之。”又云:“拯立朝刚毅,贵戚、宦官为之敛手,闻者皆惮之,人以包拯笑比黄河清……京师为之语曰:关节不到,有阎罗包老。”朝中有了包拯这样刚正的官员,那些王公贵戚、宦官,一个个都收敛了。民众都寄希望于铁面无私的包拯。包拯谢绝亲戚、同乡、故人等上门,也不与他们交往和通信。他立下家规:后世子孙当官有犯贪赃罪的,不得回到老家,死了不得葬到包家 。, 点击查看更多图片南宋宰相秦桧则是另一种典型。宋代周密《齐东野语》一书说:秦桧走上仕途前,曾经去一富人家,要求资助。富人给了他五千钱,他要求再加一点,富人没有答应。富人的家庭教师曹泳在旁,拿出了富人给的“束修”——两匹绢。秦桧得了钱,又得了绢,这才离开。秦桧和包拯,两种人品,两种境界。秦桧这样的人能为富人所利用;而富人要想利用包拯为自己谋利,没门。, 开国功臣刘昉广交富商大贾在隋文帝 夺取 北周国柄,取静帝而代之的过程中,刘昉立有大功。公元579年,北周宣帝去世,皇后之父杨坚在刘昉与郑译的策划和支持下,扶持年幼的静帝上台。杨坚自任丞相,总揽朝政,为夺取皇位迈出了关键的一步。因刘昉有“定策之功”,拜上大将军,封黄国公,前后赏赐巨万。他与郑译成了杨坚的两大台柱,当时人说:“刘昉牵前,郑译推后。”似乎朝廷政治运作离不开此二人。刘昉自恃其功,颇有骄色。此人特别贪财,《隋书·刘昉传》这样写他:“然性粗疏,溺于财利,富商大贾朝夕盈门。”他专喜结交商人富豪。他家座上客,除了官员,就是富商,而且从早到晚,满屋子都是富商,可见“盛况空前”。在 古代,包括隋朝,商人的 地位低下。“士、农、工、商”“四民”之中,商人排位最末。对于商人的着装、日常 、 交往、参加科举考试以及从政等等,都有种种限制。商人即使富可敌国,高官刘昉与他们也不属同一社会等级,地位高下悬殊,为何刘昉不但不鄙视他们,反而特别有兴趣与他们交往呢?人们有理由怀疑刘昉有利益上的考量。他爱的不是富商,而是富商的钱。商人到他门上来,很有可能是来“寻租”的,即用金钱换取他的权势的庇护。富商进刘昉的门,就得花钱,即需要给看门的人送“门包”,更不要说给刘昉送钱了。如果富商不时时给他献上分量极重、能够打动他的“红包”,他会“屈尊”对当时社会地位低下的富商笑脸相迎、热情招待、乐此不疲吗?其实刘昉根本就不差钱。他官位、爵位很高,俸禄很多,杨坚前后赏赐他的财物数量极大,但钱对他来说,总是多多益善。为了牟利,他竟在首都粮食匮乏、居民普遍挨饿之时,不顾杨坚的禁酒令,“使妾赁屋,当垆沽酒”,让其爱妾租下门面房,开起了 ,发国难财。有人弹劾刘昉,说他职位很高,“厚禄已淹”,俸禄多了去了,应该知足了。然而他却像商人一样追逐酒的利润,追求微末之利(相对于巨万赏赐和极高俸禄,酒的利润还是小的),若不查究,何以整肃官场?杨坚可能是念及刘昉的昔日功劳,下令不予追究,放了他一马。在登基之前,杨坚就渐渐疏远了刘昉。杨坚派大将讨伐叛乱的尉迥,为加强领导,统一军令,想在刘昉、郑译两人之中,委任一人为监军。谁知这二人都不予配合,不给面子。刘昉借口说,没有统兵打过仗,怕干不了。郑译推辞说,老母在堂,不能远行。杨坚因调遣不了这二人而大为不悦。后来,相继发生王谦、司马消难叛乱,杨坚忧心忡忡,寝食不安,而刘昉却“逸游纵酒,不以职司为意”,常常因酗酒误了公事,招致杨坚极度不满。杨坚就将他“晾”了起来,爵位、职位照给,不给事干,让其赋闲在家。,

提起他就不得不提起他曾经说过的一番话,这番话让高宗下决心废黜王皇后,立武则天为后。许敬宗曾言:“农民辛苦劳作一年多收了十斛粮食,便打算换了妻子;皇上拥有一个国家,想换个皇后,臣下何出反对之言呢?”

包拯是庐州合肥人,十多年后,他任职家乡庐州的知州。早些年,那位试图与包拯交好的富人,果然企图与包拯纠缠,但是,每次都是碰一鼻子灰。包拯为官至清,甚至,明确拒绝亲戚、同乡、故人等上门拜访,也不和他们有往来甚至书信。

我们再举一个例子:唐朝许敬宗由一介小官接连升迁至宰相,仕途可谓极为顺畅。实则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奸臣。

绍兴十二年1月,因宋高宗力主对金国议和,君臣合计以“莫须有”的罪名杀害岳飞,宋孝宗赵昚继位,岳飞昭雪,秦桧作为谋害岳飞主要的人,被褫夺王爵,改谥缪丑,绍兴二十五年11月18日病死。就这样一个无耻至极的奸臣既然落得寿终,简直是天理不容。

甚至,为此他制定了一个家规:“犯贪赃罪的子孙后代不得返回家乡,不得将其埋葬于包家墓地。”

他的这番话得到了帝后的一致赏识,于不久后,便被提拔为宰相。

参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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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对于官员来说,有必要注意与富人的交际方式,不可过分纠缠,否则,很容易被人利用。富人企图以钱财谋权,如果,官员不能抵挡住诱惑,势必要犯错误,在古代就有很多这样的例子。宋代大贪官陈皤在其临死前就写下了一首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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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还有一个例子:在隋文帝夺取北周政权,成为天下之主的过程中,刘昉立下了很大的功劳,因此,被封为上大将军,赐爵黄国公,所获赏赐无数。刘昉仗着自身功劳,一向十分骄傲蛮横。史书评价此人:“极其贪财,终日与富商厮混在一起。”

但是,许敬宗这个人非常贪财,为了捞钱,他将自己的一个女儿嫁给富商冯盎的儿子,将另一个女儿嫁给了朝中新贵钱九陇之子,两次嫁女共获取数十万的聘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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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题:这个人因为受不住诱惑,用生命换来了一个血的教训,至今都很实用

在包括隋朝在内的中国古代社会,商人的社会地位是很低的。即使商人拥有足以匹敌国家的财富,重臣刘昉和他们也不处于同一社会等级,那么,为什么刘伟不仅不鄙视他们,而且,还特别热衷于与他们交际呢?

为了赚取高额利润,他竟然在都城粮食紧缺的情况下,公然违抗朝廷的禁酒令,命其爱妾租下一处商铺,贩酒发国难财。之后,有朝中官员实在看不下去,便向皇帝告发他的行为,称:“刘昉所受朝中俸禄颇丰,却还要贩酒牟利,应当予以追究,以整顿朝政。”

理由只有一个,那就是“钱”。他看中了商人口袋里的钱,而商人需要他手握的权。事实上,刘昉并不用担心钱财不够用。位高权重的他不仅俸禄极为丰厚,而且,杨坚之前还赏赐给他大量财物;但是钱嘛,对他来说总是越多越好的。

在称帝之前,杨坚就有意疏远了刘昉。刘昉认为自己居功至伟,如今却遭到冷落,心中不禁不安起来,同时一股不满的怨气也逐渐积累,于是终日与梁士彦、宇文忻之流厮混在一起,起初只是说几句埋怨话,后来竟然发展到图谋造反的地步。后事情败露,一干人等均被处以死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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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朝时期,婚姻是非常讲究门当户对的,而且特别重视门第。他两次将女儿下嫁的行为令当时很多人不解。后有人弹劾他为谋钱财而将女儿远嫁,他也因此被贬为郑州刺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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